猪是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。在人口密集，资源紧张的古代中国，饲养成本低廉的猪贡献了自己的酮体，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中国人对猪的渴求与日俱增。 从70年代末至今，中国人均猪肉消费增长了7倍左右，达到40公斤每年，而一个美国人一年只能吃掉27公斤猪肉。中国每年生产五千万吨以上的猪肉，是美国猪肉产量的五倍。

这个世界上的每两头猪中就有一头被送上中国人民的餐桌。

而在数天前的一次直播中，养猪业大亨丁磊直言不讳道：中国的养猪业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。

这一评论激起了广大网友的愤怒，他们认为这个说法言过其实，是在“诋毁中国养猪业“，“一竿子打死了整个养殖业”。

其实丁磊只是指出了业内人士心照不宣的一个事实：中国的养猪业效率低下、质量不佳、几乎毫无管控。

以至于双汇为了更方便地进口美国猪肉，在2013年收购了美国第一生猪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。这一举措背负着卖国骂名，但实属无奈之举：中国养猪业发展确实不尽人意。

餐桌上的猪肉来自哪？

如果只看大型工厂，中国的大型养猪企业技术并不落后。例如温氏、牧原和雏鹰这三家排行前列的养猪企业。

以温氏为例，由于更好的防疫和繁育技术，每只温氏企业的母猪能够提供22只存活仔猪，远高于15到17只的全国平均水平。吃同样的饲料，温氏的猪也能比一般的中国猪多长百分之五的肉。

相比散户和小型养猪场，这些企业的品控措施也相对较好。

然而，我们吃到的多数猪肉并不来自大型生猪养殖企业，而是来自散养户和小规模的养猪场。

中国养猪业的产业集中度非常低。整个美国大概只有7万个养猪场；在中国，如果把散养户包括在内，养猪场有5000万个。但年出栏量500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只有26万家，占产业的0.5%。

美国的巨头企业占领的市场份额很大，每一百头猪里，就有十八头在行业老大 史密斯菲尔德 的养猪场长大，98%的美国猪来自年出栏量1000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。

而在中国，三家领先的养猪业大佬，温氏、牧原和这三家企业年出栏量总和仅有2000万头，只占中国每年生猪出栏量3%不到；普通人能够吃到的多数猪来自年出栏量500以下的散养农户、小型养殖场。

中国农民有散养生猪的传统，在 商品化农业在 农村发展起来之前，积肥是猪最重要的经济用途。猪食性杂，由于中国农村人力成本低，不需要付出额外的物质成本，只要因地制宜地收集一些农业副产品，农户便可以散养一两头猪。

化学肥料的出现让积肥丧失了经济意义，猪不再是农村家家户户固定的家庭成员。散养猪成为了一种商业行为，目的在于出售生猪，换取收入。

在中国的5000万个猪场中，年出栏量50头以下的散养农户占了4800万家，他们为中国市场提供了30%的生猪；年出栏量在50-500头的小型养殖场也供给了30%的生猪；只有40%不到的生猪来自年出栏量500头以上的养殖场。

猪肉为什么这么贵？

虽然常有人怀念小时候散养农家猪的味道，但大量的散养户对中国的养猪业并不是一件好事。

2015年，美国平均生猪价格为每千克1.12美元，同期的中国平均生猪价格则约2.42美元每克，比美国高出一倍还多。

收入远低于美国人的中国人却要承担更贵的猪肉价格，这是因为小型生产者技术落后，生产成本过高。

由于缺少恒温设备，散养户难以应对极端天气，反常的低温很容易造成大规模的生猪死亡。

2013年春季，上海市在黄浦江打捞到了1万余头死猪。在生前，它们是嘉兴的散养猪。由于异常的低温天气，嘉兴的散养猪出现了大规模死亡的现象。缺乏公德心的农户便将猪尸遗弃在江中。随着尸体腐败程度的加剧，它们渐渐浮出了水面。一轮寒冬往往让猪肉供应量大幅度减少，引起市场价格的暴涨。

除了恶劣的天气，小规模养殖者还面对着疫病的困扰。

由于卫生条件恶劣，缺乏系统的防疫工作，散养猪更容易遭遇各种疾病。而很多养殖户只注意个体猪治疗，忽视群体防治疗，更是加剧了问题。传染病一旦爆发，散养猪便成圈地大批量死亡。脆弱的小猪最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，这使得中国仔猪的存活率远低于美国，降低了生猪生产效率，进一步推高了猪肉价格。

大量散养者的存在增加了中国生猪市场的价格波动，增大了生猪养殖的风险。中国的猪肉和生猪价格波动大，风险高，一个猪肉价格周期内，猪肉的价格差异可达两倍左右。

2016年12月16日，云南省昆明市，受强冷空气影响，昆明气温“大跳水”；昆明菜市的蔬菜和猪肉价格也应声上涨。／视觉中国

散养户进入市场门槛低，猪价上涨会刺激大量散养户进入市场。然而，等到他们的猪出栏时，猪价往往已经开始下跌，过量的供应会进一步拉低价格。惊慌的小型生产者又纷纷开始减产，加剧了下一轮的价格上涨。

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生猪储备的国家，但是少量的储备肉对于平抑猪肉价格周期杯水车薪。价格波动不仅增加了养猪业的风险，剧烈的价格波动也让消费者苦不堪言。

猪肉的质量怎么样？

如果中国猪肉的质量过关，那么世界最高的养殖成本也算差强人意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中国猪肉的质量对不起它高昂的价格。

为了扩大利润，中国的小规模生产者充分利用了聪明才智，以对抗高成本。在猪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是思路之一。

中国人滥用抗生素的习惯引发了广泛的忧虑。然而，人并不是中国抗生素滥用的唯一受害者。

抗生素除了能防治细菌感染，还被发现具有促生长的效果。为了能让猪在恶劣的环境中茁壮成长，很多中国养殖者在常规饲料中直接添加过量的抗生素。

虽然欧盟在上世纪70年代就禁止了这一行为，但在中国，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作为促长剂是常规的做法，更有一些养殖者使用人用抗生素喂养生猪。

2013年，全球一半的抗生素在中国被使用，而中国的抗生素有一半被用于畜牧业。中国猪每年大概会摄入19600吨抗生素，带有残留的猪肉只是中国人摄入这些抗生素的方式之一。

据估计，一只中国猪一天通过尿和粪便排泄出175毫克的抗生素，每年中国生猪排出的抗生素有2460吨。它们进入水井、河流，或是被当做肥料施给蔬菜，造成了严重的抗生素污染。

2015年6月24日，深圳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，深圳人居委环保执法的工作人员查处河边违章养猪，发现废水猪粪流入河中。 ／视觉中国

抗生素残留的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耐药性问题，抗生素污染为细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，让细菌培养出对抗生素的耐药性。而具有耐药性的基因在细菌之间传播，使得一些早已被抗生素攻克的细菌无法被抗生素治疗，让一些简单的感染成为绝症。

2011年，研究者在中国的猪身上发现了一种大肠杆菌，这种大肠杆菌带有对“多粘菌素”具有耐药性的基因。随后，研究者还发现这种耐药细菌存在于中国的患者体内。

多粘菌素对一些严重细菌感染效果良好，然而因为具有一定副作用，被当成抗菌治疗的“最后一道防线”，如今这一防线已被攻破。研究人员还担心，这种耐药基因可能传播到其它细菌上，使得医生对于感染无药可用。

除了耐药性之外，养猪中的抗生素滥用还造成了儿童肥胖。

复旦大学的一个课题组采集了上海学龄儿童的尿样，接近80%的样本中被检出了至少一种抗生素。尿量中抗生素残留浓度高的儿童，肥胖率是残留浓度低的儿童的三倍。研究者认为，长期摄入的低剂量抗生素会促进脂肪的生成，这可能导致了儿童肥胖。

猪吃下去的不只有抗生素，还有泔水。

早在2010年，国务院就颁布了文件，禁止使用没有无害化处理的餐饮垃圾喂猪。然而，在很多地方，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落实。

2013年1月2日，西安，隐藏在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三桥街办北双凤村里的一个养猪场被查封，执法人员在这里查封了两大桶泔水油。／视觉中国

天津城郊的垃圾猪养殖户告诉新华网的记者：除了有时免费领取药物，他们和政府部门再无联系。只要不在本地出售，就没人管他们用什么喂猪，甚至也不存在出栏检验检疫。

在一些地方，餐饮垃圾的处理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。被回收的餐饮垃圾先经提炼，得到了供人食用的地沟油。养猪业则成为了地沟油生产的下游产业。

吃泔水的猪肉肥膘厚，能长到400斤，比吃饲料的猪肥硕得多。不过，由于饮食污染，这些猪可能带有各种致病细菌，人吃了这样的猪得病的风险很大。

100年来，中国的养猪业自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。不过在滥用药物等方面，中国的养猪业可能确实还不如100年前。

参考资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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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C(2015), Antibiotic \'last line of defence\' breached in China, CBC NEWS.

韩晓蓉（2016），复旦大学发现来自食品的抗生素暴露，与儿童肥胖关系密切，澎湃新闻。

李明等（2012），生猪饲养模式对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——对中国, 美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，农业经济问题。

饶德孟(2016)，万亿养猪业爆发前夜：这一次，猪真的站在了风口上，华尔街见闻。

杨昆等（2006）， 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综述 ，甘肃农业大学。

翟永冠（2017），天津:清理后,仍有“泔水猪”养殖点“幸存”，新华网。

林国发（2015），温氏股份一两年后有望估值3000亿，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。

彭博社（2017），中國的無抗生素五星級豬肉，彭博商业周刊。

徐旺生（2009），中国养猪史，中国农业出版社。

作者：苗公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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